魏晋名士个性浅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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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魏晋名士个性浅析 魏晋名士,风采各异,却人人无愧于风流二字。正所谓真名士,自风流。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。他们可以一时兴起,深夜出行,也可以饮酒啖肉,

魏晋名士个性浅析

魏晋名士,风采各异,却人人无愧于风流二字。正所谓真名士,自风流。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。他们可以一时兴起,深夜出行,也可以饮酒啖肉,不避女色,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。作者从当时的时代背景,社会与文化渊源来解析魏晋名士的个性特征:志趣玄远,不滞于物;多情善感,内心痛苦;寄情……

魏晋名士,风采各异,却人人无愧于风流二字。正所谓真名士,自风流。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。他们可以一时兴起,深夜出行,也可以饮酒啖肉,不避女色,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。作者从当时的时代背景,社会与文化渊源来解析魏晋名士的个性特征:志趣玄远,不滞于物;多情善感,内心痛苦;寄情山水,谈玄论道;蔑视权贵,宁折不弯;恃才放狂,傲视古今。“三曹”、“建安七子”“竹林七贤”……一个个风骨俨然、气度非凡、才情卓越的魏晋才子的形象,伴着他们不朽的作品,穿越古今,款款走入读者的视野。所谓谈古论今,作者文章最后的“题外”,很含蓄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:今人,也许应该从魏晋才子那里领悟,什么才是真名士,真风流。很有文化底蕴的文字,学习了!问作者好! 南朝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中有不少记叙魏晋时期名士的文字,传神写意,十分有趣,如:

王子猷居山阴,夜大雪,眠觉,开室,命酌酒,四望皎然。因起彷徨,咏左思《招隐诗》,忽忆戴安道。时戴安道在剡,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经宿方至,造门不前而返。人问其故。王曰:“吾本乘兴而来,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?”

王之猷是王羲之的儿子,住在浙江绍兴,半夜起来乘舟造访在嵊县的名人戴安道。行程一整夜才到达。可是,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却不进去,又掉头返回。同行的人感到奇怪,王之猷自有“说道”:我原本是乘兴而来,现在又尽兴而回,见不见戴安道倒无关要。乘兴而来,乘兴而归,不问结果,只看过程,这种彻底的“过程论”十分罕见。又如:

刘伶病酒,渴甚,从妇求酒。妇捐酒毁器,涕泣谏曰:“君饮太过,非摄生之道,必宜断之!”伶曰:“甚善。我不能自禁,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。便可具酒肉。”妇曰:“敬闻命。”供酒肉于神前,请伶祝誓。伶跪而祝曰:“天生刘伶,以酒为名,一饮一斛,五斗解酲。妇人之言,谨不可听!”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。

刘伶酒瘾上来,向太太讨酒喝,太太恳求他戒酒。刘伶声称,夫人所言极是,只是我嗜酒如命到了不能自我控制的地步,必须借助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。麻烦你准备酒肉,我要祭祀鬼神。太太信以为真,赶紧把酒肉端来。只见刘伶顶礼跪拜,信誓旦旦:我刘伶天生一个酒鬼,一次要饮十斗,至少五斗才能解除酒病。我的婆娘的话,你可万万不可听取。跪拜完毕迅疾把祭祀鬼神的酒肉一扫而空。真令人哭笑不得。《世说新语》还有这方面的记叙:

阮公邻家妇有美色,当炉沽酒。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。阮醉便眠其妇侧。夫始疑之,伺察终无他意。

说的是阮籍常到临近的一个小酒店喝酒。酒醉就在酒店女老板身侧酣然大睡。女老板的丈夫发现这情况十分不安,后来多次观察没有发现阮先生有什么越轨的举动,也就见怪不怪了。

魏晋名士风流如是。

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大解放时期

从历史上来看魏晋时期是政治上极端黑暗的时期。司马氏集团随意罗织罪名陷害知识分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史书中所谓“魏晋之际天下多故,名士少有全者”指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最典型的莫过“竹林七贤”之首的嵇康,因为得罪了司马昭的心腹钟会,便被以莫须有的“不孝”的罪名处死,致使当时以至于后来的读书人提起此事都不寒而栗。

然而,从另一方面看,魏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时期——第一次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,那是对殷周以来的礼乐制度的反动,它为秦统一中国,确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——而这一次思想解放是针对西汉中期董仲舒“废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针对纲常名教、谶纬神学和僵化的两汉经学。其意义在于它崇尚自然,崇尚人本,高扬人性,促进人的觉醒,而且,“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,曹丕的时代可说是‘文学的自觉时代’”,自此,中国出现了山水诗、山水画,王羲之父子的书法成为至今也难以超越的范本。这也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两种生产“不平衡关系”的论断,即艺术的“一定繁盛时期决不是同艺术生产的一般发展成正比的。”

这种变革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的。东汉末年群雄并起,战乱频仍,国家分裂,民不聊生。在这时期以“三曹”、和以孔融、陈琳、王桀、徐干、阮玉、应炀、刘稹以及蔡琰为代表的“建安文学”,直面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、饿殍遍野的社会灾难,表达人民结束战乱、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。风格慷慨悲凉、刚健清新。“建安文学”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“星汉灿烂,若出其里”,这期间涌现许多杰出的作家,产生无数优秀的作品,各种文体都得到充分的发展,五言诗兴盛,七言诗开始出现。这一切对后世都产生了积极重大的影响。

三国时期,曹操雄据中原,实行“屯田制”,恢复了生产,经济得到改善,个别地方还“仓廪皆满”。曹操的用人制度尤其值得称道,他三次发布“唯才是举”的敕令,他甚至认为“负侮辱之名,见笑之行”的“不仁不孝”之徒,只要“堪为将守”,都可录用。这对长期形成的封建门阀制度、封建用人制度,乃至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一统天下,都是有力的冲击。

魏晋之际,董仲舒开创的“儒学独尊”的局面已经式微,体现宗法等级制度和门阀观念的“名教”声名狼藉,此间,何宴和王弼发起“正始玄风”,提出“名教出于自然”,从而把“名教”建立在自然之“道”的基础之上。这个时期,自然科学得到长足的发展,如医学上汉末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、其后王叔和的《脉经》、皇甫谧《针灸甲乙经》,数学上魏晋之际刘微注《九章算术》,等等,其科学成就,也都得到哲学概括。何晏和王弼的玄学后经裴危和东晋的郭象等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。魏晋玄学对自然、生命、人性、社会、必然与偶然、天命与人力等命题,进行了哲学思辩,标志着哲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。

魏晋名士的个性特征

在这种背景和历史条件下,蔑视礼法、冲决纲常名教束缚、张扬个性,就成为魏晋名士的精神追求。他们寄情山水,谈玄论道,恃才放狂,傲视古今,是时代的叛逆,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。

现实的黑暗,使他们咀嚼人间的辛酸,倍感痛苦,而玄虚之学又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,他们感到自己又有了精神栖息之地。山水竹林不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,更是他们的审美对象和艺术创作取之不仅用之不竭的素材。“非必丝与竹,山水有清音”,他们借助山水表达对“道”的追求和对“天人合一”理想境界的向往。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,一方面他们对现实生活有强烈的真切的感受,“情之所钟,正在我辈”,他们处处真情流露,悲天悯人,其作品中充溢着生命意识,沉郁哀伤;另一方面他们超凡脱俗,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”,“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”,具有很强的个性解放色彩。“目送飞鸿,手挥五弦,俯仰自得,心游太玄”,嵇康这四句诗,可看作是魏晋名士精神追求的生动写照。

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,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卓然挺拔、风流辈出,它如同欧洲文艺复兴,却比欧洲文艺复兴早一个世纪。这个时代出现的大家,除了前面提到的“三曹”、“建安七子”和蔡琰以外,还有以嵇康和阮籍所代表的“竹林七贤”,至于在这以后,陆机的《文赋》、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、谢赫的《画品》、钟嵘的《诗品》、王羲之的书法、谢灵运的山水诗、宗炳的山水画、顾恺之陆微探张僧繇的人物画、陶渊明的田园诗、郦道元杨衔之的写景散文,等等,差不多都有划时代意义,其艺术成就和艺术见解,有的至今还有不可企及之处。

魏晋名士中许多人不但有堂堂仪表,更有超拔的精神和非凡的气度,因而有独特的魅力。如:“竹林七贤”之首“嵇康身长七尺八寸,风姿特秀,见者叹曰:‘萧萧肃肃,爽朗清举。’或曰:‘萧萧如松风下,高而徐引。’山公曰:‘嵇叔夜之为人也,岩岩如孤松之独立,其醉也,巍峨若玉山之将崩!’”书圣王羲之被他同时代的人视为“飘如游云,矫如惊龙”……不少名士都有这样的美誉。

作为知识精英,魏晋名士们的举止行为都体现了时代的风尚,一般都具有如下特点:

志趣玄远,不滞于物

《世说新语》记叙刘裕焚车:

阮光禄在剡,曾有好车,借者无不皆给。有人葬亲,意欲借而不敢言。阮后闻之,叹曰:“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,何以车为?”遂焚之。

因无人借车就干脆把车焚毁,和文章开头讲阮籍酒醉卧在有夫之妇身侧酣然大睡一样匪夷所思。然而,这正是这类人的超拔之处。他们不就事论事,不滞物拘礼,也不男欢女爱,儿女情长,而出类拔萃,旨趣玄远。这是用世俗观念和常人之理是无法解释的。

多情善感,内心痛苦

阮籍常常驾着马车任其狂奔,到了走不通的地方,便失声痛哭。

桓温率师北征,途中看见自己先前种的柳树已经长粗到十围,不禁感慨道:“树木尚且这么容易衰老,更何况人呢!”于是他攀折柳条,眼泪夺眶而出。诗人庾信以桓温悲柳为题材在《枯树赋》写道:“昔年种柳,依依汉南;今逢摇落,凄怆江潭,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?”

阮籍母亲去世,他为母亲送葬的时候,悲痛不已,竟然大呼一声“穷矣!”口吐鲜血数升,昏倒在地多时。

支道林喜欢喂养鹤,有人送他一对鹤。他怕鹤飞了,便把鹤的翅膀剪去。鹤不能飞,却表现出阴郁懊丧的样子。 支道林看见这种状貌,感触很深,说:“这鹤有直冲云霄的雄伟姿态,怎么会愿意供人们在近处玩耍!”于是,把鹤喂养了一阵子,待它们长大了,便放它们远走高飞。……

魏晋名士都有丰富炽热的感情,悲天悯人的情怀,爱屋及乌,将心比心。他们孤寂感伤,常常以泪洗面,哽咽不止,所以如此,是因为他们感觉敏锐,心胸博大,慈悲为怀。

寄情山水,谈玄论道

寄情山水就是隐居,或者喜好游山玩水,不必多解释,谈玄论道则要多说几句。魏晋名士大都熟悉老庄,并以老庄为旨归。那时候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“共谈析理”——类似于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、柏拉图等人组织和参与的各种哲学辩论——而“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”。《世说新语》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,如:

何晏为吏部尚书,有威望。时谈客盈座。王弼未弱冠,往见之。晏闻弼名,因条向者胜理,语弼曰:“此理仆以为极,可得复难不?”弼便做难,一座人便以为屈。于是弼自为客主,皆一座所不及。

说的是曾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王弼,积极参与专家学者的哲学沙龙,他以自己的智慧和雄辩为众人的叹服,竟然做了几回“老大”。看来当时的讨论是民主平等的,并不论资排辈,更不以势压人,而是看能力和水平,有本事就上

蔑视权贵,宁折不弯

魏晋名士大都有气节有情操,蔑视权贵,淡泊名利,清虚自守。最典型的莫过于嵇康。嵇康一次赤着膀子与向秀打铁,司马昭的心腹钟会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来进行所谓“访问”,其实是想与嵇康“套近乎”。嵇康头也不抬,冷冷问道:“何所闻而来?何所见而去?”(你听说什么了,急匆匆赶来?你又见着什么了,将马不停蹄赶回去?)钟会十分恼怒,说:“有所闻而来,有所见而去。”(我自然是听到了一些情况才来,现在又亲自目睹了这些再回去。)钟会自取其辱,恨恨不已,拨马回头。(郑天挺主编《三国志选》中华书局第121页1986年3月北京)还是这位钟会,他附庸风雅,写了一本所谓哲学著作《四本论》,想得到嵇康的赞赏。一天他把《四本论》的手稿揣到怀里,来见嵇康。走到嵇康门口,竟然不敢敲门进去。犹豫半天,还是作罢,索性把手稿扔掉,匆匆溜走。有权有势、仗势欺人的钟会,在嵇康面前何其渺小猥琐,简直是个微不足道的跳梁小丑。当然司马昭、钟会之流是不会放过嵇康的。嵇康终于为其所害,死于非命。《世说新语》中这样写嵇慷从容赴死:

嵇康临刑东市,神气不变,索琴弹之,奏广陵散,曲终曰:“袁孝尼尝请学此散,吾靳固不与,广陵散于今绝矣!”

真是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!“振衣千仞冈,濯足万里流”,作为知识分子的高标,嵇康万古垂范。

作为时代风尚,这四点是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共性,但同魏晋以前和以后各个历史时期来说,这又是个性。当然,这也只是大致的说法,就魏晋名士中的某个一人来说,其个性又有所侧重。而且也不排除有个别知识分子没有骨气,甚至伤天害理。前者如“竹林七贤”中的山涛,后者如进谗言害死嵇康的钟会。

澄清几个问题

一是说魏晋名士不敢正视现实,回避矛盾,畏惧斗争。这很值得商榷。魏晋名士都是文人,手无寸铁,他们正道直行,同权贵和邪恶势力采取不合作态度已经很不容易了,难道非要他们揭竿而起,于之拼一个鱼死网破,才显示其“彻底革命”?不错,魏晋名士多半隐居山林,有的徉装疯癫,目的是为了明哲保身,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“自我保护意识”,这未可厚非。说魏晋名士不敢正视现实,回避矛盾,畏惧斗争云云,或多或少,自觉不自觉受了“阶级斗争扩大化”的影响,或者说这是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,今天不应再这样认识问题。

二是“清谈误国”。魏晋名士都是些心性极高的人,谈玄论道,“共谈析理”,几乎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固然,他们谈论和争辩的一般不是国计民生,似乎离实际很远,但他们议论自然、人本、生命、人性、社会,他们关注的是人的当下处境和人的终极命运,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是“究天人之际”,这又是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的。“天人之际”,是哲学的根本命题,具有永恒的意义。“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,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”。魏晋名士的思想探索对中国哲学发展、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、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构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他们不是“清谈”,而是“深谈”,不是“误国”,而是根本的长远的精神文明建设。

三是说魏晋名士以玄入诗,“理过其词,淡乎寡味”。这话出自钟嵘的《诗品》,原话是这样的:“永嘉时,贵黄老,稍虚谈,于时篇什,理过其词,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,微波尚传。孙绰、许询、桓、庾诸公诗,皆平典似道德经,建安风力尽矣。”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也持这种看法。这不符合实际。把诗歌当作某种理念的传播形式不可取,这是谁都懂的道理。诗自然是言情的,但并不绝对排除哲理,相反,诗如果既能以情动人,又包涵有深刻的哲理,给人以启迪,更是上乘之作。问题在于把这两者处理恰当并不容易。魏晋名士的诗歌作品中自然有以理入诗,淡乎寡味,写得差的,但就总体而言,并非如此。只要我们翻翻他们的诗歌作品就可以知道。那么,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呢?我想这同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道家的态度有关。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,其主导思想一直是儒学,道家思想从来都不入流。魏晋时期看起来似乎是老庄以“玄学”形式占据了统治地位,其实不然。热衷玄学,信奉玄学,以老庄的“道”为了旨归的,只是部分知识分子,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儒家。所谓“理过其词,淡乎寡味”的批评,就反映了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对老庄之学的偏见。

魏晋名士的个性是特定时代的产物,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,不了解他们各自的经历和生活道路,如果我们没有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,就无法理解他们的各种举措和许多日常行为。盲目效仿,就会贻笑众人。

最近报载一则“奇文”:广州一男子与自己“结婚”。这位中年男子抱着一张身着女装的自己的大照片,声称是自己的“新娘”,在婚宴上向来宾频频敬酒。参加宴会的居然有100多人。对此活动,该男子声称自己并不是同性恋,只是有些自恋。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,是想借此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。这位男子未必知道魏晋名士,谈不上刻意效仿。但他此项举措确实惊世骇俗。怎样对待这类现象呢?

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:1972年四月十四日——中美建交前夕——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乒乓球队。球队中一个叫科恩的青年向周总理提出了一个问题:“总理先生,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。”周恩来总理对在场的美国客人语重心长地说:“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,正在寻找真理。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,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,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。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。这是可以容许的。我们年轻的时候,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。”说完这些,周总理又把目光投向科恩,亲切的反问:“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,发现这样做不正确,那就应该改变。你说是么?”科恩耸耸肩,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。科恩的母亲是从媒体上得到这一信息的。为了答谢周恩来总理对她儿子科恩的教诲,她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,将一束鲜红的玫瑰花送给周总理。(陈敦德《毛泽东?尼克松在1972》昆仑出版社第116—117页1989年5月北京)

在我们的时代,我们的社会,应该有怎样的个性,难道不能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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