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渡成败的秘辛_闲话三国

来源:http://www.docustore1.com 作者:神话 人气:84 发布时间:2019-10-06
摘要:俗话说,一山不容二虎,实在是世相的准确描写。期间,实力最强,称得上是霸主之势,渐渐壮大起来,当然不买账,于是,这两个人明摆着要决一胜负。在这个世界上,两强相遇,彬

俗话说,一山不容二虎,实在是世相的准确描写。期间,实力最强,称得上是霸主之势,渐渐壮大起来,当然不买账,于是,这两个人明摆着要决一胜负。 在这个世界上,两强相遇,彬彬有礼地和平共处,大概是不可能的。暂时的握手言欢,不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例,但最后,总是要摊牌,要分个高低上下,总是这两强中的一个要降服于另一个,这才相安无事。中外古今的一切纷扰,大则国家间的战争,小则人与人的矛盾,无不是由于这种降服与不甘降服的斗争而产生的。在利害面前,绝对意义的朋友,简直是凤毛麟角,都得根据自身的得失,来决定友情的深浅。所以,曹操和袁绍,虽然早年还算志同道合,但后来各霸一方,势均力敌之后,谁把谁吃掉,便是这两个人连做梦都放不下的事情了。 《三国志》对袁绍的评价是:“有姿貌威容,能折节下士,士多附之,太祖少与交焉。”“当是时,豪侠多附绍,皆思为之报,州群蜂起,莫不假其名。”“绍外宽雅,有局度,忧喜不形于色。”因此在家族地位,政治声望,个人魅力,民情舆论上也比曹操有号召力。正因为如此,袁绍知道曹操是个枭雄,不过,并不太把他放在心上。曹操虽然看不上袁绍,了解他并非宣传的那样了不得,实际是很凡庸的。但对他的实力,心底里是有点怵怯的。 这时的谁怕谁,是从实力考虑的。 在群雄互斗、征战不已的格局中,曹操说过:“吾所惑者,又恐绍侵扰关中,西乱羌、胡,南诱蜀、汉,是我独以兖、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,为将奈何?”从只占六分之一的弱势出发,他可以对、、袁术、孙策、刘表等,不那么在意,但对袁绍,他不敢不认真对待。所以,他在许都立下脚来,第一件事,就是拉拢袁绍,用献帝的名义,封官许爵,赶紧封了一个太尉的职衔给袁绍。袁绍偏不领这份情,拒绝接受,摆着架子。曹操只好把大将军的位置让给他,以求暂时妥协。 两强相峙,各不相让,操、绍决战,势不可免。 曹操以七万兵力和袁绍的七十万大军对阵,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以少攻多,以弱击强的战役。官渡一战,对曹操来讲,至关重要。秦、汉之际,得中原就等于得天下,要得天下,必先取中原。袁绍不除,中原不稳定地掌握在曹操手中,就是他一个永远的心腹之患。而且,袁绍在实力上占压倒优势,你不把他吃掉,他就会把你吃掉,这是早晚的事。所以,曹操进军洛阳,迁都许昌以后,一方面授官安抚这个劲敌,一方面除吕布,逐刘备,拒袁术,抚孙策,扫清周围,也是在为彻底消灭袁绍作准备。 面对强大敌人,曹营内部上上下下的心理压力很大,有的人私下与袁绍方面输诚纳款,有的人则散播失败情绪。对于作为统帅的曹操来讲,以弱胜强,以寡敌众,能不能打赢这场仗,也是充满疑虑的。他说过:“袁绍据河北,兵势疆盛,孤自度势,实不敌之,但计投死为国,以义灭身,足垂于后。”所以,在这决战前夕的谁怕谁,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实力问题,进行这样一场大的战争,必须在战略指导思想上,要做出涵盖着政治的、经济的通盘的考虑。不仅打军事仗,还要打政治仗,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了。 他的谋士郭奉孝的十胜十败说,其实是在理论上巩固曹操的心理优势。而荀文若批驳以孔融为代表的畏袁思想,也从根本上分析了袁绍貌似强大,本质虚弱的真实情况。政治这东西是虚的,但在增强斗志,提高士气,鼓舞人心,勇往直前上,能起到枪炮起不了的作用。 在黎阳相峙,廷津交手以后,曹操便有信心寻找战机与袁绍摊牌了。 这场战争,袁绍所以兵败如山倒,是败在精神状态上。一支没有思想的军队,是打不赢仗的。袁绍的败,又和他“外宽内忌,好谋无决,有才而不能用,闻善而不能纳”的性格分不开的。两军对垒,当然也是双方统帅才智的较量。一个具有“矜愎自高,短于从善”许多劣质因素的袁绍,不是把田丰关进牢里,就是把许攸逐出军营,其他像沮授、审配等人,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又忠诚于他的谋士,弃而不用,怎么敌得过那礼贤下士,深夜里听说许攸来降,光着脚跳下床,忙不及地迎接的曹操呢? 从发兵声讨开始,袁绍就未有任何才禀的特殊表现。这和我们后来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许多碌碌之辈,连一句整话都说不下来,由于历史的误会,居然窃居人上,尸位素餐,是没有什么两样的。若能甘于凡庸,无所作为,在他治下的子民,也许是份福。而越是这样的货色,越不安生,越要弄出些不得人心的名堂。许多决策的错误,包括我们身受体知的,无不可以从这些失败中,找出个人性格的劣质因素的来源。最后身败名裂为止,但跟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。 陈寿《三国志`魏书`武帝纪》里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初,绍与公共起兵,绍问公曰:‘若事不辑,则方面何所可据?’公曰:‘足下意以为何如?’绍曰:‘吾南据河,北阻燕、代,兼戎狄之众,南向以争天下,庶可以济乎?’公曰:‘吾任天下之智力,以道御之,无所不可。’” 袁绍依靠的是实力,他的本钱就是地盘和兵马。曹操知道自己实力远不如他,但他懂得利用天下的智力,和实质是一种精神、一种政治的称之为道的无形财富。结果,曹操赢了。 所以,那些重物质,轻精神的,或太相信自己的权势财富,却不大在乎思想精神文化素养政治品质的人,倒是应该吸取一下三国时期这个谁怕谁的历史教训。 权谋三国《三国演义》是一部讲权谋的教科书。因此,这部书好看的地方,便是其中的计谋,和制造计谋的谋士,以及使用这些谋士的主子。在三国初期,各路诸侯混战的年代里,以曹操和袁绍二人手下的谋士最众。这些谋士的谋略水平都不低,但曹操获益于谋士很多,但袁绍很大程度上是败在了那些太能干的谋士手里。 在《资治通鉴》里论述袁绍时,说他“短于从善”,这是官方的评价,大抵是准确的。这位出身高门,四世三公之后的袁绍,听不进去正确的话,不善采纳好的意见,便是他的致命伤。 袁绍因为家族的关系,曾经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人。《三国志》说他,“能折节下士,士多附之”。他手下的一些谋士,其实是很有真知灼识的。但他“外宽内忌,好谋无决,有才而不能用,闻善而不能纳”,一个人要有了这样的毛病,便一点辙也没有,只有走向败亡之途。他的谋士们看着他垮台,也无能为力,于是,或随之殉葬,或弃之求生,便是自己的选择。 “沮授、田丰俱忠臣也。”孔融这句话是说对了的。袁绍何许人也,这两位谋士会不清楚?知其不可谋而谋,悲剧便发生在这里。用人要有选择,被用于人,也要有选择,良禽择木而栖,还是一句金玉良言。袁绍最后到了用人疑人,是计疑计的程度,这等人怎能不败呢?而谋士们知其非主而事之,知其必败而从之,有识而无断,死也活该了。 官渡之战,曹操以七万兵力对抗袁绍七十万大军,这是一次在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典例。曹操敢打这一仗,是已经看到敌方势重而实不强,己方力薄而本不弱的实质。“善能用兵,贤俊多归”八字,足以说明曹操必胜的原因了。而他在围攻袁绍不下的时刻,听说许攸从袁绍方面投奔过来,来不及穿鞋,就迎了出去,可见他求贤若渴之心。一番试探以后,纳言广听,从善如流,用人而不疑人,是计而不疑计,这样的统帅,能不操胜算么? 这场战争中,袁绍方面由于主将无能,谋士邀宠,自然是成群结党,内外勾连,互相捣乱,彼此拆台。加之盘算不一,利害有别,肯定什么卑劣手段,都会使得出来。因为,窝里讧,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,而谋士们动起心眼来,自己人整自己人,那就更在行了。 初时,审配、郭图为一党,造成沮授死,田丰杀,许攸走,张tái、高览奔,袁绍大败的局面。后来,袁绍死,袁尚、袁谭兄弟厮杀争斗,审配、逢纪一党,为袁尚出谋;郭图、辛评又一党,为袁谭献计。除了一个王修,说了一番手足道理外,所有这些谋士,无一不是火上浇油地促使内战升级。所以,一个国家,一个团体,一个部门,一个单位,若是存在小集团的同气相求,此呼彼应,拉帮结伙,暗中来往的现象,那就意味着这个大的整体,在运作机制上,必定出了毛病,而且是出大毛病了。 君子不党,这是孔夫子的一句话。党,即朋党,是一种为争权夺利,排斥异己而结合起来的集团。君子,可以理解为正派人的意思,那就是说,正派人不搞这些不正派的朋比为奸、沆瀣一气的活动。这种派性现象,倒也不光是中国的特产,世界上凡国家,凡政党,凡机关团体,凡宗教、文化、社会团契,一直到黑手党,丐帮,行骗、扒窃的秘密组织中,都有不同形式的朋党存在。 不过,外国人搞派别活动,有阴谋者,也有阳谋者。公开亮出旗帜,毫不掩饰观点。这可能和他们的社会机制,也就是我们经常批判西方的“假民主”有关吧?能够允许一些看法上的差异,做法上的不同,当然很大程度也是为了做做样子的。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下的中国社会,则形成了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亿万子民,只听一个声音的习惯,那就是皇帝的金口玉言。所以,朋党,也就是山头、宗派、小集团、小圈子等,都是偷偷摸摸地经营,鬼鬼祟祟地活动,不见天日,秘密串连,眉目传情,心领意会,绝不敢堂而皇之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。哪怕心存叛逆,暗藏杀机,定时炸弹已开始倒数计时,那脸上仍然是狗的忠诚,猫的甜蜜,嘴上还在高唱精诚团结之歌的。 朋党,是一种腐蚀剂。如果是公开的话,多少还能起到一点制衡的作用,或许不无益处。如果是地下活动的话,那就有百害而无一利了。 所以,袁绍之败,除了他个人因素外,这些谋士的内讧,也加速了他的灭亡。俗话说,“龙多不治水”,就是这个道理。若是像曹操那样,驾驭得住这些行云播雨的龙,便风调雨顺,岁rěn年丰;若是像袁绍这样优柔寡断,迟疑不决,手下的这些龙,就要让他倒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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